乡村治理“减”掉了痛点，“加”出了振兴

　　四川崇州探索构建“产业功能区+镇街+社区工作站+村”工作体系

　　乡村治理“减”掉了痛点，“加”出了振兴

　　“郡县治，天下安;乡村治，百姓安。”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。四川省崇州市围绕破解乡村治理难题，探索构建了“产业功能区+镇街+社区工作站+村”的工作体系，减掉了痛点，加出了振兴。

　　“功能区不是简单的园区”

　　2017年7月，成都市决定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。崇州在都市农业产业功能区建设取得发展的同时，也面临着痛点：功能区建设空间不足、主导产业链条较短、缺乏产业化龙头带动等。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创新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，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。

　　2019年，崇州被确定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试点县。一年来，崇州针对乡村治理事权不清、职能错位等难题，构建了“产业功能区+镇街+社区工作站+村”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。

　　“乡村治理最终的落脚点和防护墙在乡镇、街道、村社区，崇州在成都率先成立农业主体功能区、产业功能区，围绕功能区进行剥离、归位和下沉。”崇州市委常委王成龙介绍，崇州市把乡镇、街道、村社区主抓经济的职能剥离到产业功能区管委会;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归到镇街和村社区;把部门该有的行政审批职能下沉到管委会、镇街和村社区。

　　“管委会不是‘第二政府’，功能区不是简单的园区。”王成龙说，根据区域资源禀赋、业态特点进行产业发展、规划建设和招商引资，避免乡镇各自建设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。同时，打造15分钟公共服务圈，乡村治理去行政化，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。

　　目前，崇州市已将原有25个乡镇(街道)调整为15个，253个村(社区)调整为172个，设置社区工作站11个、审批服务中心15个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13个，整合下沉175项政务服务事项。

　　农民变工人，田地变景区

　　雾气缭绕的湖边，错落有致地矗立着白色帐篷式火锅包间，夜幕降临，灯光秀把天空染得五彩斑斓。作为曾经的相对贫困村，崇州市白头镇大雨村以林盘为依托，打造出的田园综合体项目——“鲜道·幸福里”，成为当地“网红”打卡点。

　　林盘是乡村院落与周边高大乔木、竹林、河流及外围耕地等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形成的田间绿岛，是四川乡村特有的一种居住模式。大雨村现存川西林盘20个，其中保护性林盘9个，面积180亩。根据现有资源状况，大雨村结合农业功能区总体规划和白头镇镇域规划，编制了产业发展方案。

　　农民变产业工人，林盘田地变景区。大雨村通过引导群众参与、统筹产业项目、社会资本注入等方式，在聚焦林盘等“末端”治理的基础上，实践出“融资造血”集体经济发展模式。2019年白头镇大雨村实现全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11万元，户均增收3000余元。

　　2019年，崇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625元，城乡收入结构比1：1.65，被评为四川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试点县。

　　探索基层治理的“群众路线”

　　从原来的“成都市100个相对贫困村”变成了如今的“全国最美休闲乡村”，白头镇五星村完成了蝶变。2012年以来，五星村将居民集中居住点与生态景观打造相结合，打造“生态湿地、健康食地”。目前全村民宿客房已达200余间，2019年客房入住率平均达到70%以上。

　　“以前村里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很严重，现在村民们都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。发展民宿接待之后，环境与他们的收入就息息相关了。”五星村党委书记高志伟介绍，五星村让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工作，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乡村治理高效进行。

　　五星村还定期举行五星好家庭评比和最美微田园评比，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，破解了新村绿化面积大、前期投入高、后期维护难的课题。

　　“以往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，而崇州在社区工作等方面的探索正逐步缩小差距。”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社梅表示。

　　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运陈认为，崇州的乡村治理经验是一个既符合政策要求，又具有实践基础，更契合民心所向的乡村治理新模式，具有较为广阔的可借鉴价值。

　　(记者董小红，参与采写吴晓)